作者介绍

方孝孺（1357-1402年），浙江宁海人，明代大臣、著名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福王时追谥文正。在“靖难之役”期间，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刚直不阿，孤忠赴难，不屈而亡。

方孝孺的轶事典故

读书种子
　　首先，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被誉为“读书种子”的大儒。这一美誉是明成祖朱棣的高参姚广孝的创意。
　　姚广孝了解方孝孺，破城之前，曾请求朱棣，称看重气节的方孝孺不会轻易归顺，希望手下留情不要加害，否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明史·方孝孺列传》记载：
　　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朱棣当初是应允的，但在金銮殿上，由于方孝孺的极不配合，嗜杀成性的朱棣最终违背了诺言，残暴地灭了他的十族。
　　说到方孝孺，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心情都会非常沉重。惟有“读书种子”这一美誉，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知识改变命运，不管改朝换代，沧海桑田，读书求知永远是人间真理。

灭十族
　　第二个典故是“灭十族”。历史上只有“灭九族”的酷刑，有史以来，“灭十族”惟方孝孺一人。
　　朱棣篡位后，请“读书种子”、第一大儒方孝孺为他起草登基公告，当然为思想正统、极端忠于前皇的方孝孺所拒绝。《明史·方孝孺列传》有这样记载：
　　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
　　因为有求方孝孺，当方孝孺批驳朱棣将篡位辨解为“法周公辅成王”时，朱棣还是保持耐性说是皇室家事，意为让方孝孺回避。偏偏方孝孺顶真到底，宁死不屈，暴君就露出了本性。
　　也许是《明史》主编张廷玉等人对暴君朱棣有恻隐之心，《方孝孺列传》只是说他被凌迟磔杀，并未记载被灭十族，株连坐死847人（一作873人）等字眼，但明崇祯《《宁海县志·方孝孺传》、《明史纪事本末》、明末乡贤大家黄宗羲的《方正学孝孺》、《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等大量文献都记载他被灭了十族。另外，崇祯年间编篡的《熹宗实录》也记载了方孝孺被夷十族的故事，而且还记载了当年方孝孺的幼子被人救出，逃出生天，假借余姓延续方姓一脉，至天启二年，方孝孺十世孙伏阙上书以闻，得以赠恤的故事。
　　己亥，诏恤先臣方孝孺遗胤。孝孺在建文朝以侍读学士直文渊阁，当靖难师入，以草诏不从，致夷十族。其幼子德宗幸宁海谪尉魏泽匿之，密托诸生余学夔负入松江岛屿，以织网自给。华亭俞允妻以养女，因冒余姓，遂延一线。至是，其十世孙方忠奕以贡来京，伏阙上书，得旨：方孝孺忠节持著，既有遗胤，准与练子宁一体恤录。
　　除了死去的800多冤魂，更有数千人被流放、充军，其中不少被折磨致死。“灭十族”是永乐皇帝朱棣的创举，人们在惋惜方孝孺迂腐愚忠的同时，更应谴责朱棣的残暴。但他的残暴是针对他的敌人，对于百姓和臣服他的人还是很宽容的

台州式的硬气
　　第三个典故是现代文豪鲁迅给予的，他在纪念“左联”五烈士的著名散文《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将柔石与方孝孺相提并论为“台州式的硬气”：
　　古代宁海隶属台州。这一点评颇为经典。方孝孺作为封建皇族内部争斗的牺牲品，他的愚忠不足为取，惟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为后人所敬仰。当代宁海人、台州人都非常认同并赞赏这一评论，宁海还将其中的硬气评选为宁海精神之一。

方孝孺的生平

师从宋濂
　　方孝孺师从“开国文臣之首”的翰林学士（正五品）宋濂，历任陕西汉中府学教授（从九品1392-1398年），翰林侍讲（正六品1398-1399年），侍讲学士（从五品，1399-1400年），直至按照《周礼》更定官制，将侍讲学士和侍读学士（皆为从五品）合并为文学博士，并升任文学博士（正五品，1400-1402年）。建文年间（1399-1402年）担任建文帝的老师，主持京试，推行新政。
　　幼聪慧，6岁能诗，人奇其才。呼为“小韩子”15岁随父兄北上济宁，励志攻读。及长，承学于宋濂，深受器重。洪武十五年（1382年），东阁大学士吴沉等起荐方孝孺，应征至京，在奉天门奉旨作《灵芝》、《甘露》二诗，甚合上意。赐宴时，太祖朱元璋有意使人欹斜几具，试其为人，方孝孺正之而后坐。朱喜其举止端庄，学问渊博，有期待日后辅佐子孙之意，厚礼遣回乡。由于方孝孺力主施行仁政，先德化而后政刑；而太祖则主张以猛治国，运用严刑峻法控制官民，所以他没有对方孝孺加以重用。[2]此后十年，居家读书写作，著《周易考次》《宋吏要言》等篇。31岁时，仇家于叔争讼，词连孝孺，官府籍其家，械押至京问罪。朱元璋见孝孺名，特名释放，洪武二十五年，再次受荐，授汉中府学教授，深为蜀献王赏识，聘为世子师。洪武三十一年，朱允炆（建文帝）继位，召孝孺入京，任翰林侍讲学士，次年，值文渊阁，尊师以礼，帝读书有疑，即召讲解。凡国家大事，常命孝孺就坐前批答，时宫中纂修《太祖实录》及《类要》，孝孺任副总裁。后调文学博士，奉命与董伦、高逊志等主持京考。

被杀争议
　　明初靖难之变中的方孝孺之死，是论史者绕不开的一个沉重话题。对方孝孺的评说日见分歧，一种观点是秉承前说，将方孝孺定位为忠节奇儒，而另一种新出的说法却将其称作愚忠的典型。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说，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方孝孺之死的真正意义。
　　建文帝即位后，着手削藩，方孝孺积极参与其事，削藩弱宗本是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题中之意，此事上关皇位大统，下系黎庶福祉。而燕王朱棣以藩王身份篡逆大统，破坏的是立嗣以嫡以长的成宪，用今天的术语而言，就是破坏了宪法。方孝孺在燕王攻破南京城后，以不奉诏而身死，我以为这决不是殉于一家一姓，更不是愚忠，方孝孺之死，乃是死于维护成宪，维护制度。身死于削藩，在中国历史上，方孝孺不是第一个，其前有西汉文帝时的晁错，在其同时有黄子澄、齐泰等人，方孝孺之所以更为出名，一是因为方孝孺案株连人数之多(达873人)，二是因为方孝孺文名之盛。至于方孝孺在削藩一事上的失误，当然也是明显的，此节已被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论定为帝暗臣疏，在此也无妨提及，在此前（帝甫即位，当洪武三十一年，未改建文之号之日），高巍已上言，削藩宜用贾谊分建诸侯之说和主父偃推恩之策，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方孝孺作为建文帝倚信的大臣，却未能使建文帝听服高巍的建言，而其后遂有燕王靖难之祸。

以身护法
　　言及君主制度，皇帝作为一种存在，在更大的意义上只是一种名气，一种象征。真正有效地统治国家，治理国家的乃是文官集团，乃是皇帝在“天子”名义下统率的文官集团。我们不能把皇帝的权力和权威视作无限制的大，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分析的那样:君权与相权的分设，政府对皇权的制衡，足以证明传统政治体制并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心，亦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利，不可以专制二字抹杀之。美籍学者何炳棣曾花费数年时间，搜集了上万份明代监生、贡生、举人、进士的履历表，统计研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由科举取士所形成的文官集团，其成员不仅经常变动，而且多来自于社会中下层，亦即并没有形成垄断统治权的文官贵族集团，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政治生活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至于有的论者说，中国自宋代以后无史，循环而已。这也正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文官制度的成熟完备及其与所依赖的经济制度的配套适应。靖难之变中还有一处历史细节，当南京城破后，燕王朱棣(成祖)对方孝孺说:“先生毋自苦，予欲效周公辅成王耳。”作为文官集团代表的方孝孺质问朱棣:“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方说:“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方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至此，朱棣已理屈词穷，然朱棣能以马上得天下，终不可以马上治天下，能以非法手段取之，但不得以非法手段治之，这也正是方孝孺以身护法的意义和效果，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至此，我想到了治史的两种方法，即显微镜目光和望远镜目光，亦即分析与综合手法，上述何炳棣先生分析文官集团成分的构成是分析手法(显微镜目光)的典型例子。而后者，综合手法(望远镜目光)即是说: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制度要放在大的历史框架内，较长的历史阶段去考量，方可明了其真正意义，有以对其正确定位。“叙事不妨细致，而结论则要看远不顾近”，这便是黄仁宇先生所谓的大历史观。由此而言，我们将某种似是而非的荣誉或责任推加到某个历史人物身上，即便这个人是皇帝，而对事件、制度背后深层的地理、经济原因(中国所处的亚洲大陆地理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耕文明)视而不见，是于事无补的。
　　当我们冷静、客观地面对历史时，我们应当作出这样的评说:方孝孺之死固然是忠于气节，但更多的是忠于制度，方孝孺为人不免空疏迂阔，但决非是愚忠二字所能涵盖的。

克勤之子
　　官历文学博士，子希直。娶郑氏，诰授夫人。同治癸亥，旨准崇祀文庙。妣生于元至正十九年九月初九日申时。建文四年殉难，葬南京聚宝门外雨花台有碑。幸苍天不泯忠，不乏嗣，子彦祥年九岁，蒙金陵魏司寇效程婴故事，隐居兴国州鸿滨桥，生三子，省一。省二。省三，省一居兴国州守先人墓，省二。省三迁湖北罗田县石桥铺，见山水秀丽，肇基兹土而有家焉。迄今二十余世，人丁蕃衍，星罗棋布，丁男日盛，南北纵横五十余里，可谓义城望族。省三复迁回林家冲原籍。迁罗第一世省二公任六安州牧，擢江南粮储道。子四人：宗甫。衡甫。权甫。宪甫。宗甫长子维邦。维谷居方家山，（宪甫居匡家冲另谱）。维魁生添瑀祖，瑀生四子。长应松生三子：长曰钅录，开荣张户；次曰铅，开启先户。省二户。璟瑄 户；三曰钅鼎，开官武户。应株开均仲户。愿后嗣毋忠血统，当思水源木本之义。致于列祖分迁，亲疏夫子派不在此限，后嗣勿替之耳。《敦睦堂~方匡八修宗谱》
　　明蜀王赐正学公像赞：
　　绿鬓红颜，金精玉粹。聘束帛于山林，膺纶言于殿陛。身游乎蓬岛方壸之间，道溯乎伊洛洙泗之澨。潜溪之后学，名闻九重；元英之云孙，华间奕世。是所谓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者也。
　　孝孺之子 彦八公
　　正一评事，诰赠礼部主事。生于明洪武甲戌年正月二十日午时。原配饶氏，诰封夫人，生于洪武乙亥年二月初三日寅时。生子三：省一。省二。省三。继娶魏氏，诰封夫人。公卒于明宣德丙午年七月初六日辰时。妣卒于洪熙乙巳年十二月十三日未时。公妣合葬兴国州南门外龟形有碑。

诛灭十族
　　方孝孺的妻子郑氏和两个儿子方中宪、方中愈上吊死了，两个女儿投秦淮河而死。家人之后，他的亲戚朋友也都遭了殃。每抓到一个，都带到方孝孺的面前，让他看看，再行千刀万剐，一共杀了七天，八百七十三人。方孝孺镇定自若，不为所动，还忙里偷闲，做了一首绝命诗，古色古香——“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孰不我尤！”平心而论，诗做得很一般。当弟弟方孝友被捆到他的面前时，他罕见地留下了眼泪。方孝友也做了一首七绝告别哥哥：“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看来这弟兄俩还真是一样的驴脾气。八百多人杀完了，轮到方孝孺了，明成祖杀方孝孺就是用腰斩，传说一刀下去之后，方孝孺还以肘撑地爬行，以手沾血连书“篡”字，一共写了二十四个半才断气。他的学生也是高干子弟，德庆侯、廖永忠的两个孙子廖镛、廖铭，偷偷捡拾他的骨骸葬于聚宝门外山上，随后这两个仗义的学生随即被杀。方孝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被诛十族的人。
　　除去杀的人，此案还入狱、充军、流放一千多人。方孝孺的诗文在永乐年间是禁书，谁敢藏有，杀头。方孝孺死了，被用世界上最残酷但是最露脸的杀人法杀死了。在此之前，八百多姓方的、不姓方的，和方有血缘关系、没血缘关系，甚至连面都没见过的人像牲畜一样被杀掉了
　　直到明仁宗即位，喻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其外亲戍边者，留一人戍所，余放还。”到万历十三年三月，也就是方孝孺死后一百八十三年，“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千三百余人”。“有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辉祖，次孝孺云”。
　　被害人方孝孺被凶手朱棣的后人平了反。

方孝孺的主要成就

思想主张
　　方孝孺主张作文要“神会于心”，反对摹拟剽窃，其文风格豪放雄健。《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学术醇正”，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笔畅达，言简意明，为时人所传诵。如《蚊对》一文，以蚊喻人，揭露世之衣冠禽兽公然在白昼“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流离于道路”的狰狞面目。并指出对这些食人者如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是“君子先人后身之道”。《指喻》一文,则以“拇病为戒”，指出囧“天下之事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劝喻人们要防患于未然。

个人作品
　　方孝孺说，他是见“世人之好诞者死于诞，……而终身不知其非者”而作(《逊志斋集》卷六)。可见《越巫》是作者有感于明初“好诞”“好夸”的不良风尚，作之以为世戒的警世振俗之文。文章生动地描述了惯于装神弄鬼的越巫，被恶少装鬼而吓死的故事，鞭挞了招摇撞骗、自欺欺人的越巫之流；也形象地揭示了骗人者始则害人、终则害己这一古训。叙事生动而简洁，立意正大而警策，作者虽不加议论褒贬，但倾向鲜明，让人领悟妄人欺人者“不自知其非”的可悲。这在“终身不自知其非者众矣”的封建社会，具有警世作用。方孝孺的著作今存《逊志斋集》及《方正学先生集》等。由于永乐中凡藏有他文章的俱遭死罪，留传于世的诗文是由后人辑录的，因此其中难免杂有他人之作。据《南濠诗话》记载,《勉学》24首是陈子平作,《渔樵》1首为杨孟载作，《牧牛图》为元人诗。

方孝孺的介绍

　　方孝孺（1357～1402年）， 明代散文家。字希直，又字希古。宁海（今属浙江）人。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福王时追谥文正。

　　方孝孺曾从宋濂学习，他的文章、学问为宋濂诸弟子之冠。但他轻文艺，重教化，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他为世子师。惠帝时任翰林侍讲，颇受信任，凡大政多所咨询，当时《太祖实录》及《类要》等书皆由他总裁。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争夺皇位的战争。惠帝廷议讨伐，诏檄也都出于方孝孺之手。朱棣夺得皇位后要他投降并命他起草诏书，他却写了"燕贼篡位"四字，，朱棣要灭其九族，方孝孺说灭十族又何妨，朱棣就把方孝孺的老师一家也算上，为师族。 当时受株连而遇害的达 847人，就是灭九族的。灭九族时，对已死去的要劈棺鞭尸。根据历史记载，宗族亲友株连者达800余人。因此方孝孺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诛灭十族的人。

作品评述

豫让论翻译

豫让论赏析

　　豫让在春秋末年曾做过晋贵族范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赵、魏、韩三家贵族合谋灭了智氏之后，他改名换姓，潜入赵襄子宫中企图行刺，未遂而被捕获。释放后，他又用漆身吞炭的办法改变了容貌和声音，再一次行刺，结果又一次被俘。于是，他要求赵襄子将衣服脱给他，他朝着衣服“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历来人们都称赞豫让是忠义之士。文章作者认为豫让的行为是不值得称道的。真正的忠义应该表现在诱导君主“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必要时以死进谏，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显然比豫让的行为高明得多，但立论的目的无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文末，对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评，也是由此而来。

　　战国时的豫让因为舍身为主报仇而被视为忠义之士，历来为人所颂扬。作者做翻案文章，认为身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让，应该尽到自己劝谏的职责，帮助智伯弭祸于未然。而充当刺客，在智伯因祸亡身后去为他报仇，并不值得称道，即所谓的小忠小义。

　　史论是比较难写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评论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颇。本文确实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让之死，曾被史书渲染为壮举，“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称赞他为“名垂后世”的义士。然而方孝孺却一反旧说，认为他“何足道哉”，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脚。全文的论证中心在于对知己的家主应该采取“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的积极的态度，而不应“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智伯的失败来看，可以说智伯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审时度势，而只知一意孤行，终于导致败亡，可称咎由自取。豫让在关键时刻既不能对他进行开导，而在智伯死后又轻率地以身相殉，实属不够明智之举。作者在这里只是就豫让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评说，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个人物。所以在最后一段中，又把豫让和那些厚颜无耻之徒进行了比较，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样就使得作者的持论公允、客观了。

　　本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令人心服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