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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迁莺·真宗幸澶渊》

边城寒早。
恣骄虏,远牧甘泉丰草。
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
庙堂折冲无策,欲幸坤维江表。
叱群议,赖寇公力挽,亲行天讨。
缥缈,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
日照金戈,云随黄伞,径渡大河清晓。
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
虏情詟,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

作者介绍

李纲(一○八三~一一四○),字伯纪,号梁谿居士,邵武(今属福建)人,自其祖始居无锡(今属江苏)。徽宗政和二年(一一一二)进士。积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因忤权贵,改比部员外郎,迁起居郎。宣和元年(一一一九),因言事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七年,爲太常少卿。钦宗即位,除兵部侍郎,爲行营参谋官,力主抗金,以姚平仲兵败罢。寻復尚书右丞,充京城四壁守御使,除知枢密院事。后因反对和议,落职提举亳州明道宫,建昌军安置,再谪宁江。金兵再至,除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纲行次长沙受命,率湖南勤王师入援,未而而开封已陷。高宗即位,拜尚书右僕射兼中书侍郎。因反对避地东南,落职居鄂州。绍兴二年(一一三二),除观文殿学士、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未几罢提举西京崇福宫。五年,疏奏攻战、守备、措置、绥怀之策,除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力辞。十年卒,年五十八。赠少师。謚忠定。纲爲着名抗金志士,将领如宗泽、韩世忠或得其扶掖,或在其麾下。有《梁谿集》一百八十卷。本集附有行状及年谱多种,《宋史》卷三五八、三五九有传。 李纲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中诗二十八卷)爲底本,校以清初《梁谿先生文集》(五十卷,简称蓝格本,藏上海华东师大图书馆)、道光十四年刊本(简称道光本、藏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宋刻残本(存诗二卷,简称残宋本,藏上海图书馆),参校明崇祯刻、左光先等辑《宋李忠定公奏议选》(简称左选,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安政六年刻、赖襄选《李忠定公集钞》。诗集外散见诗及新辑集外诗,另编一卷。

作品评述

喜迁莺·真宗幸澶渊赏析

  澶渊之盟距李纲时期已有一百多年了,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往往有某些相似之处。宋钦宗时金国对大宋的侵略无异于当年辽对宋的侵略,且又过之。李纲在词中叙述史事,目的是以古喻今,对钦宗进行讽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他希望钦宗能从真宗幸澶渊的史实得到启示,振作起来,抗金卫国,不要一味怯懦逃跑。

  首句“边城寒早”。从边境自然气候的早寒,烘托战争威胁之严重。骄横恣肆的胡虏,竟敢远来侵占中国甘美的泉水,丰茂的草原,“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敌人的铁骑纵横,他们披着毡裘,冒着大雪,使一方国土受到严重的骚扰。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庙堂折冲无策,欲幸坤维江表”。庙堂,指朝廷。折冲,指抗击敌人。坤维,地的四角。江表,指长江以南地区。1004年,辽兵大举入侵,“急书一夕凡五至”,真宗惊慌失措,无计抗击辽兵,召群臣商议对策。宰相寇准力主真宗御驾亲征,真宗感到很为难。参知政事江南人王钦若主张驾幸金陵;四川人陈尧叟主张驾幸成都。成都远离汴京,故说“坤维”,即地角之意。不论南逃或西逃,都是主张放弃中原,包括汴京在内。把辽兵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土地,拱手送出去。真宗问寇准:到底怎么办?寇准答道:“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奈何……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势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宋史·寇准传》)真宗不得已,勉强同意亲征。真宗到澶渊南城,群臣畏敌,又请求圣驾就此驻扎,不再前进。又是寇准力排众议,据理力争。真宗乃渡澶渊河(即“径渡大河清晓”),直达前军。所以李纲满怀热情地写道:“叱群议,赖寇公力挽,亲行天讨。”“亲行天讨”就是天子代表上天亲自讨伐有罪的人。此指抗击辽军。“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伞,径渡大河清晓。”对真宗亲征澶渊,李纲在词中极力夸张、铺叙,热情地、形象地描绘了天子御驾亲征的仪仗之盛,威仪之大,恰与钦宗的畏缩逃跑构成鲜明对比,一扬一抑,从侧面对钦宗作了委婉的批评。

  “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皇帝亲征,大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大大振奋了民心,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峙,当辽国统军挞览出来督战时,被宋军用弩箭射死,挫败辽军。于是,“虏情慑,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宋辽议和,互立誓书,订立“澶渊之盟。”

  本来澶渊之战,形势对宋有利。由于真宗畏敌之心未除,而主和派王继忠、毕士安和曹利用等洞悉真宗隐衷,力主和议。和议的结果是战胜国北宋反而向战败国辽国每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不但胜利果实化为乌有,反把辽军从战场上没有得到的财物拱手送辽,自愿居于屈辱地位。这真是历史上的大笑话。本来,当辽使请和时,寇准不许。辽使坚请,寇准要“邀使者称臣,且献幽州地”(《宋史·寇准传》)。真宗惟恐和议不成,主和派又诬蔑寇准“幸兵以自取重”(《宋史·寇准传》)。寇准不得已,勉强同意和议。这次和议的结果虽不够理想,条件也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但皇帝毕竟亲征了,军事上毕竟取得了一次胜利,阻止了辽军攻势向内地推进,保住了京都,保住了中原,没有丧失土地。寇准应该是有功的,但事后却被投降势力排挤,被贬往陕州。

  处于南北宋之交的李纲,在他浮沉起伏的宦海生涯中,颇有与寇准相似的遭遇。1126年(靖康元年),金兵围汴京,钦宗表面上表示要亲征,保卫京城,实则内怀恐惧。投降派宰相白时中和李邦彦等乘机劝钦宗弃城逃跑。当时任尚书右丞的李纲却振臂一呼,登城督战,击败金兵,保住了京城,立了大功。事后却被罢免,削去兵权,远谪扬州。高宗时虽曾一度为相,积极准备抗金,但仅七十五天,措施尚未及见成效,又被罢相贬斥。他虽有寇准之才,但时势不允许他成就类似寇准的业绩,这时南宋的国势已远不及真宗时期,而高宗的怯懦畏敌,却超过了真宗。李纲所受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却甚于寇准。现实使李纲明白:要想如澶渊之盟那样用银绢换取和平已经不可能了。但由于李纲对国家对民族的高度热爱,对侵略成性的骄虏无比痛恨,他在主观感情上不愿意接受这个严酷的现实。所以,他对寇准功绩的赞扬,也是希望能有像寇准这样的忠臣力挽狂澜,也寄托着他的自勉和身世之感。他对真宗的歌颂,也是对高宗的激励,因为曾御驾亲征的真宗,比起一味逃跑的高宗毕竟大不相同,结果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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